一九五六年春天，万国博览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石鲁作为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访问了印度。

　　所谓万国博览会，必然是众多国家竞争、宣传、激烈角逐的场所。各个国家纷纷将最能代表自己国色的艺术、文化、工农业产品陈列出来，刹时间，印度首都呈现出一派百花峥嵘、群芳斗艳的繁闹景象。新德里成了世界舆论瞩目的地方。

　　当时的美国、苏联竞相以光怪陆离的原子、核子工业显示力量，借此炫耀各自的大国优越地位。为了示其郑重，赫鲁晓夫亲自飞到了印度。

　　博览会中国馆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石鲁按照我国独特的传统进行了设计和布局。展览的内容有绘画、瓷器、刺绣、雕刻等手工艺品，还有土特产、纺织、新型机械设备等，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方面的蓬勃发展，受到了印度各界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

　　有一天，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也来参观中国展览了。布尔加宁毕竟有以往的友谊，始终还亲切谦和，而赫鲁晓夫则截然不同，他盛气凌人，态度傲慢，时时摆出老大哥的样子。处处显露着不平等、不友好的卑劣神情。石鲁非常气愤，他对我国驻印大使袁仲贤的唯唯诺诺也窝了一肚子火，便以牙还牙地隔过老赫与布尔加宁握手问好，给赫鲁晓夫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堪。过后，石鲁还愤愤不平地说：“这个蠢猪，敢藐视我们中国，就得给他个颜色看看！”袁仲贤虽然不大高兴石鲁的过火举动，但却说不出任何指责的话来。

不久，石鲁与袁仲贤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那是在万国博览会即将闭馆的前夕，由于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参观中国馆时，几次表示出特别喜爱中国的挂毯、地毯之类的工艺品，袁仲贤决定闭馆后将这一部分展品全部无代价的赠送给尼赫鲁。石鲁不干，说：“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八百万哪！”袁仲贤不以为然：“八百万也划得来，我们需要的是友谊！”石鲁愤怒起来：“中国人怎么这么没骨气？友谊难道是‘卑躬屈膝’吗？”袁仲贤也被激怒了：“石鲁，你说话要注意分寸，我作为大使，有全权处理这里的一切事情，你就不必多言了。”石鲁毫不退让地说：“你是有这个权力，但我们不能当败家子儿，你只要敢无限制地将东西送人，我就回国到党中央控告你！”“那就请便！”袁仲贤摆了摆手，两个人不欢而散。

　　夜深人静了，袁仲贤考虑再三，又来找石鲁，诚挚地谈到自己处理问题欠妥的地方，石鲁是个直肠子人，他一看大使同志主动找他推心置腹，便也立即检查了自己的急躁态度，错误偏差对于任何人都在所难免，关键是能够正视和纠正，他们促膝磋商，反复研究了适当的方案，斗争中的团结，使两个人更加亲近了。

　　每一幅画都有一个故事

　　在印度的那段日子里，石鲁除去博览会的工作，抽空就到处去写生，他深入到新德里的各个角落，从广场集市乃至贫民窟。大堆小摞的写生手稿，记录着印度人民的详细生活。

　　十年浩劫之后，石鲁曾指着几幅残存的印度写生画稿，满怀深情地对人说：“这每幅画都有一个故事。”倘若碰上心情好的时候，他还能静静地讲上几个：

　　有一幅画，画着一个捕蛇人，枯瘦的身体，褴褛的衣衫，无声中道出了老人生活的艰辛，那犹如老树枝干的两臂双腿，坚硬而有力。他依靠捕蛇为生。印度不少地方多蛇，据说有一种毒蛇，只要人一看见，就必遭其害，而这老人恰恰是捕捉毒蛇的能手，他希望多碰到几只这样的毒蛇，一旦遭遇便可轻而易举的将它制服，拿到集市上多换几文维持最低生活的钱币。

　　石鲁对印度的妇女始终给予极大的尊敬和同情，他画过一幅“顶柴禾的女人”，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字，以深沉的笔调描写了印度妇女的头、手、脚。歌颂那亿万妇女的勤劳、磨难和忍耐。在新德里的街头，他碰到过一位抱孩子的印度少妇，她是个贱民。那极为低下的阶层中的妇女，身份就双倍的卑微了。她是从来不敢和高等人接触的，但是，当孩子手里拿着石鲁送给的中国桔子，那少妇向中国画家显露出难得的充满了感激而又带着苦涩的微笑，石鲁心里总还隐隐作疼，他的笔墨中正是饱含了一位正直善良的中国画家对印度下层人民的无限同情。

　　还有一幅描绘印度古代寺庙的画，他画那张画时完全迷了进去，几乎画了一整天，直到天晚，大使馆的同志到处寻找，找到他时，他还沉漫在全神贯注的写生里。

　　有人说：时间是记忆的漂白剂。而石鲁在印度的短暂生活，无论是痛楚和欢乐，都久久清晰地留在他的大脑之中。

　　“我看这电影是送它一次葬礼！”

　　石鲁从印度回来，他所编剧的《暴风雨中的雄鹰》刚刚拍完，大家正等着他看样片，他应邀去了。

　　电影放映中，他时时露出不悦的情绪，不等电影的结尾音乐停止，他就拂袖站起，忿忿离去。

　　据说这个电影的导演，当时刚从香港回来，对不少关键情节的处理，都非常谨慎，这使石鲁极不满意，他几乎是大声吼叫地说道：“要叫我导，我就不这样导！”

　　但平心而论，这个导演还是尽了相当大的努力，影片中几个主要角色的扮演者，如素有电影皇帝之称的金焰和在《平原游击队》中扮演李向阳的郭振清，以及后来在《吉鸿昌》中扮演霍金龙的白德彰，都各自通过真实的艺术表演，在《暴风雨中的雄鹰》一片中塑造了有血有肉的红军指挥员与藏族老人的感人形象，而且在电影放映之后，也获得了影剧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石鲁的反映则完全相反，当电影厂的同志撵到家来，征求他看过样片后的意见时，他不客气地说：“我看这电影，是送它一次葬礼！”他丝毫没有因为别人的赞誉而感到高兴，他的否定态度甚至有些不近情理。他认为有些人是闭着眼睛瞎吹乱捧。当然别人没有看过他的剧本原稿，他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知道他剧情的原貌，他把一切恼怒都归结于导演身上，愤慨地说：“他改那一套我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们又不接受！”他是那样痛恨对他剧本伤筋动骨的修改，以至于发话从此与那位导演断交！

　　诚然，一个画家一个作家爱自己的作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但过于偏激固执不能说不是石鲁一个很大的缺陷，暴烈的脾气，急躁的性格，是这位卓越艺术家的致命弱点，有人说：“石鲁一辈子都在吃他脾气的亏。”这话品味起来，也许是有些道理的吧？！